记得侯宝林说过一个相声《改行》，说的是皇帝太后死了，不许唱戏，逼得梨园行的人不得不改行做小买卖，笑话百出。其实，这个事儿是真的。
清朝的规矩，皇帝死了，“国服”三年，即百姓得穿素三年。太后和皇后死，素服一年，而不管皇帝太后，死后百日之内则必须“遏密八音”，所谓的“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即这八种东西做的乐器，都不能演奏。停止一切娱乐，根本不许唱戏，严格起来，所有带响的动静，都不能出来，连小贩上街吆喝，也被禁止。百日过后，叫做“半开国服”，演戏可以了，但各种打击乐器都不能使，凡是碰到有打击乐的地方，由演员用嘴来念。各种戏装行头就不能用了，所有的演员，上场一律素服。不管演什么戏，什么角色，服装都一个样，眼神不好的，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半开国服之后，台上凑合演，台下凑合看，演的还能有口饭吃。那年月没有别的娱乐形式，没有电影、电视，憋了一百天，好容易半开禁了，观众们也就不挑了，将就有那么回事，都知足。但是那开初的一百天，日子可真的难过。听戏的不过瘾，只能忍着，如果犯了禁，就是罪过，最严重的，可以杀头。即使到了晚清，禁令不那么严了，士大夫和官员犯禁，被人告发，一样会有大麻烦，为此丢了乌纱帽的，还真的有。
至于吃开口饭的演员，麻烦可就更大了。因为犯禁唱戏，演的人比看的人罪过大，弄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没了，最轻，也没法再吃这口饭了，所以，多数人都不敢犯禁。但演员吃的就是这口饭，一百天不动家伙，有的人，吃饭就会成问题。那个年月，演员是下九流，但偏偏是招人喜欢的下九流，人前人后，光彩招人。为了不让人看不起，争这口气，所以，他们的花费都不小，没多少人有积蓄。三个多月不唱戏，坐吃山空，必须想辙儿。好多演员，真的只好去摆摊或者窜街做小买卖，卖什么的都有。
不仅所谓“国丧”期间不许唱戏，平时赶上死去皇帝，太后和皇后的忌日，也不许唱。谁要是犯规，一样会受到处罚。一个朝代，越到后来，死的皇帝太后什么的越多，人们记不胜记，一不留神，就犯了禁了，但只要犯规，多半跑不掉。
其实，一个国家的皇帝太后什么的，跟官员们也许有点关系，食君之禄嘛。但跟平头百姓有个屁的干系？老百姓不吃皇粮，还供给皇帝开销，养着皇帝太后。你们死了，让百姓也为你们服丧，停止娱乐，真的没道理。其实，纵然清朝的盛期，在农村，这样的禁令，也执行不了，当官的自己乐意服丧，就孝敬一下好了，碰上老百姓娱乐了，也只好睁眼闭眼，假装没看见。
在北京城不一样，那时的北京城，类似警察的机构，有三个，一个是步兵统领衙门，一个是顺天知府衙门，还有一个由御史们管的五城公所。三个机构都有一堆的衙役，还有更多的帮役和白役。这些人干别的不行，但欺负个唱戏的，一个顶俩。有事没事，到处找茬儿。而且，衙门里，从上到下，对这种国丧犯禁的问题，特别重视，因为涉及政治正确。有的官员，因为百天国丧过后，半开期间，听了一出戏，依旧会被御史举报。御史哪儿来的消息，还不是衙役们通报的？
当然，那年月这样的禁令，还真就没有敢公然反抗的。换句话说，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认这个账。认为给皇帝太后服丧，理所当然。没办法，自打班固弄了《白虎通义》之后，三纲五常的道德，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为了贯彻这个意识形态，他们专门制定了有关法律，而且严格执行。大张旗鼓，拼命宣传。时间一久，人们也就习惯了。
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死了，这个时候，北京城已经有了电灯电话，人们生活，多少有点洋气了，但是，那一次的国丧，依旧被贯彻得很好。真的就有不少的京剧艺人，上街做小买卖。侯宝林的相声，说的其实就是那一档子的事。以他的岁数，此事他亲身经历过，难怪说的活灵活现。还好，那是中国人最后一次为皇帝服丧，此后，无论是隆裕太后，还是小皇帝溥仪，就都没有这个福分了。再一次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要道几十年之后，才能又赶上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