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谢丽容/文 马克/编辑
被带走调查17个月，现年六十岁的原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终于“解脱”了。
5月31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受贿案，对被告人常小兵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常小兵受贿所得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常小兵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常小兵是中国通信业落马官员中第二位副部级高管。第一位是2009年12月被带走调查的原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
常小兵也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为数不多的副部级央企高管之一。在他之前，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王帅廷、中国铝业公司原总经理孙兆学、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徐建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王天普、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东风汽车总经理朱福寿、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司献民等相继因为各种原因落马。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4年，常小兵利用担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请托单位谋取利益，收受请托单位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76.28801万元。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电信行业人士认为，这个判决对于常小兵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相比张春江，的确如此。张在2009年12月26日被带走调查，2011年7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4年11月改判为无期徒刑。他的罪名有三项：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746万余元；利用职务便利为某通信器材供货商大开绿灯；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广告公司全盘代理网通的品牌宣传，并向其输送超过两亿元的广告费。
2015年12月，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的常小兵被带走调查，此时，距离他2015年8月从中国联通董事长的位置上调任中国电信董事长仅4个月时间。常小兵在中国联通董事长、党组书记任上长达11年又9个月，经历了中国联通从小到大、与原中国网通合并、3G时代短暂爆发整个过程。
多位电信业资深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联通多年来的成就和包袱都和常小兵分不开，整个中国联通深深打上了常小兵的烙印。
常小兵案已经告一段落，这个曾和常小兵命运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中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目前则正在现任中国联通现任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晓初的主导下经历最为关键的混改进程。
2016年9月，中国联通被纳入第一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名单，4月5日，中国联通（600050.SH）发布停牌公告称，联通集团正在筹划并推进开展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重大事项。该事项拟以A股中国联通为平台，可能涉及A股公司股份变动事宜，混改正式启动。
5月10日，中国联通召开股东大会，王晓初在这个会议上透露了一个令诸多联通员工兴奋的消息——此次混改方案包括员工持股计划，核心员工和骨干都将持有股份。
但联通在央企中体量巨大，且此次混改并无直接案例可鉴，王晓初透露，混改牵涉部门众多，需要与十个部委沟通，他称，不少部委沟通他亲自参与，难度不小。
5月16日，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由于混改具体实施方案涉及多个政府主管部门的事前审批程序，还存在不确定性，无法在2017年5月16日之前完成相关方案的信息披露，将继续停牌2个月。
混改至今，联通A股市值持续走高，2016年10月，联通市值达到1017亿元人民币，到今年4月5日停盘时，这个数字已经冲到1583亿。
这说明资本市场十分看好联通的混改前景。在业绩下滑严重、资本开支下降以及中移动一家独大的电信格局下，中联通在“混改”显现出很强的动机和决心。
事实上，在常小兵被带走调查的2015年，联通的收入和盈利就已经面临严峻的双降局面，当年，联通营业收入为2770.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2.7%，净利润105.6亿元，比上年下降12.4%。
2016年，联通双降的趋势并没有被扭转，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742.0亿元，同比下降1.0%，且净利润严重下滑，仅为6.3亿元，降幅高达94.1%。
动荡之中，仅凭内生动力拉动联通已经十分困难，联通的中长期的增长有赖于此次混改带来的由内而外的蜕变，变革是大势所趋。
此前，坊间有消息称，BAT很有可能参与到联通此次混改之中。但亦有BAT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分析称，联通市值在混改消息释放后被迅速推高，很有可能造成混改入局者持有股份有限，但投入资金巨大的局面，加上联通资金缺口较大，混改方案如何制定，局中各方如何平衡利益，实现多赢，是一道巨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