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是两汉至唐王朝时期我国东北的边疆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山于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的个别学者一直把高句丽所建立的政权看成是独立于我国历史上各王朝之外的政权，把高句丽和我国历代王朝的关系纳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范围之内，甚至出版的一些书仍然沿用这种观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我国诸多史书，以及一些朝鲜汉文史书的记载看，高句丽和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直接管理到割据称雄，再到直接管理的过程。高句丽一直是从属于历代王朝的少数民族。
西汉王朝对高句丽的管理由玄菟郡和高句丽县具体负责。据《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涉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或称夫馀)接。……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
《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对高句丽和西汉王朝的关系也有记载，且更为详细而明确：“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涉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览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
进人王莽新朝时期之后，随着高句丽势力的发展，高句丽国成了王莽新朝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侯国”，但王莽新朝对高句丽的管理仍然是由边郡太守负责的。史书关于高句丽和王莽新朝关系的记载有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王莽改高句丽王为高句丽侯。《汉书·王莽传中》载：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遣使者改“四夷”诸王为侯，“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尽改其王为侯。”高句丽服从了王莽新朝的改王号为侯的措施。
二是征调高句丽的军队进攻匈奴。即《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所载：“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汉书·王莽传中》、《后汉书》、《魏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等史籍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三是高句丽对王莽新朝的反叛。《汉书·王莽传中》载：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为征伐匈奴，“发高句丽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验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慰)安之。今猥被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灭，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尤也。'莽不尉(慰)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丽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
莽大悦，下书曰：'……其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王莽新朝时期高句丽和王莽新朝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了和西汉王朝的关系，王莽新朝对高句丽的管理基本上延续了西汉王朝的管理方式，王莽新朝不仅可以随便更改高句丽王的称号，而且可以任意调动高句丽的军队，用来征伐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唯一的变化只是高句丽在王莽新朝时期成为了边疆地区的一个“侯国”。
东汉王朝建立后，高句丽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高句丽开始以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形式参与东汉王朝的政治生活，即《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传》载：“建武八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所谓“复其王号”是指王莽新朝将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所以才有东汉王朝的“复其王号”。
通过对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管理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高句丽最初是西汉王朝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接受西汉王朝的直接管理，其间高句丽乘中原大地各王朝分立之机一度称雄东北边疆地区，但高句丽和各王朝的臣属关系一直没有中断，到唐王朝时期高句丽终于又被唐王朝统一，重新成为接受唐王朝直接统治的边疆少数民族。
高句丽和各王朝的这种臣属关系并不是各王朝强加给高句丽的，高句丽在中原各王朝刚刚成立之始即遣使称臣纳贡，甚至对与自己并不接界的南朝各王朝也是如此，以及在唐王朝灭亡高句丽后大量高句丽人加人到了唐王朝的统治队伍中，并有不少人取得了显著政绩等一系列历史事实，也说明高句丽一直认为自己是从属于各王朝的边疆少数民族。也就是说，高句丽自始至终都是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这也是隋唐两朝为何屡征高句丽的原因所在。
如果朝鲜真的是高句丽的子孙，那首先必须有一部分高句丽人移民到朝鲜，然后繁衍后代。可见历史上并没有高句丽移民的记载，所以关于高句丽是不是朝鲜的祖先，还有待商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