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还通行肉刑，对罪犯施行在脸上刺字、割鼻子、斩脚趾、腰斩等刑罚。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的太仓令(王室仓库主管)淳于公有罪，被押赴首都长安服刑。他的女儿上书，指出死刑和肉刑使死者不能复生，受过刑的人一辈子残废，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她表示自愿当官奴婢，请求为父亲赎罪。文帝深受感动，令大臣改革肉刑，最后确定将割鼻子改为打三百下，斩左脚趾改为打五百下。但是受刑人常常被打死，幸而不死的也往往致残，所以景帝元年(前156年)下令将打的数量减少为三百下、二百下。可是还是经常打死人，甚至规定的数量还没有打完，人已经死了。
到了景帝六年又下令将数量减为二百下、一百下，还作了几项具体规定：刑具用竹子制成，长五尺，阔一寸，半寸厚，将竹节削平,只能打在臀部;用刑过程中打手不能换人。从此打屁股才成为一项最通行的刑罚，此后的变化只是刑具的尺寸大小和打的数量。从规定板子的尺寸、打的部位和数量、限制打手这些措施看，用打屁股取代其他刑罚还不失为一种进步，因为毕竟大多数受刑人保全了性命。
法律的制定是一回事，实际如何执行是另一回事。酷吏或打手的手段之一是在刑具上做手脚，用灌胶、夹金属片、放大尺寸等办法加重板子的分量，用保留竹节、嵌入铁钉等办法增强板子的伤害力。所以历代的刑法都规定板子的尺寸和重量，还专门制作了标准板子，拿到各地比较检查。明朝还规定每年由江南统一生产三千根竹板，发往各地。手段之二是往屁股以外打，如打背部、腰部。但打脊背却往往得到朝廷认可，甚至正式定为法律。据说唐太宗有一次看到一幅人体结构图，见背部内有那么多内脏，下令今后不许再打脊背。但实际上唐代至五代的"杖臀全刑"都包括打脊背，宋代也将"脊杖"列入刑法。明清后才明文规定只打屁股或"臀腿分受"，兼打大腿。
如果说这些手段还可以通过法律加以限制或检查的话，另一种手段就只能凭打手的良心了，因为任何法律都无法规定打手用多大的力气，板子打下去的轻重全操在打手手中。经验丰富的打手可以在有限几下中将人打残甚至打死，也可以打上数百上千下而不伤筋骨。明朝的特务衙门招收打手时有一项测验，在一层薄纸下放上砖头，要用标准板子在规定的数量内将砖头打碎，却不能将纸打破。这类打手用刑时自然得心应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打出不同的结果来。
杖臀全刑时得剥光衣裤，以便打得结实，也是为了对受刑者羞辱，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官员和士人不用杖臀全刑，但真要打起来也就没有什么两样。有时还将犯人拉到广场或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下打屁股。司马迁为李陵说话，获罪下狱后，就曾"暴肌肤，受榜棰"，裸露身体挨打。《三国志·裴潜传》注中记载了一个例子：尚书郎韩宣因为办事差错受罚，被押到殿前，反绑双手，将长衣服撩起缠在上身，正准备脱裤子用刑。这时皇帝曹丕经过，下令饶了他。当时正是严寒天气，韩宣被松绑后，连长衣服都来不及放下就跑了。韩宣是在皇帝身边办事的官员，至少够得上个处长吧，要不是碰巧被曹丕见到，就得在大冷天被按在地上，剥下裤子打屁股了。曹丕的父亲曹操也爱打别人屁股，连身边的高级参谋都不能幸免，所以何夔随时都带着毒药，准备一旦受辱就一死了之。
当然，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打屁股场面还是出现在明朝，挨打的又都是朝廷官员。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午门前将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各打三十下，黄巩等六人和林大辂等三人各打五十下，另有十多人各打四十下。根据当时"廷杖"的规矩，由太监监刑，锦衣卫用刑，由每个士兵轮流打五下，并高声喝打报数。可以想像，一百多个白嫩的屁股分布在黄瓦红墙包围的青石广场上，随着监刑太监阴阳怪气一声"打"，伴随着上千名壮汉齐吼"打"声，一百多块竹板同时狠狠打上肌肉，发出一片震耳的噼啪声;由一数到五后，另一批生力军继续上阵;一般重复六次，最多的要重复十次;最后是一百多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屁股点缀在巍巍宫阙之下，其中十多人从此魂归西天。嘉靖三年(1524年)一次廷杖规模更大，一百八十多名五品以下官员被集体打屁股，其中十七人先后死亡。古今中外，不乏大屠杀的暴行，但对知识分子如此隆重、如此大规模的打屁股典礼，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对妇女用杖臀全刑时一般可以保留内裤，但对犯淫罪的女人一样要剥光裤子，其用意大概是，反正你不要脸，也就不给你脸面了。太监在宫中的身份与妇女一样，所以用刑时一般不脱下裤子。慈禧太后经常要打太监，有的太监就在屁股上衬一块牛皮，称之为"护身符"。后来被发现，又被剥光裤子狠打了一顿。不过大太监打小太监时一样剥个精光，一些太监的回忆可以证实。
潘光旦先生在《性心理学》译注中指出，一些有权对妇女用杖臀全刑的官员，往往将此作为发泄虐恋的一种手段。他引述了俞樾《右仙台馆笔记》中记载的一件事：滇南一位新任年轻县官表现一本正经，专爱打妓女屁股，并且都要将她们剥光裤子。妓女们感到很可耻，想交罚金免除，县官不答应。最后找到一位丈夫病亡后流落异乡的县尉太太，以每一下一千钱的代价请她代挨屁股，又出钱买通衙役打得很轻，每次打妓女时都由她代替。那位县官根本不管挨打的是否真是妓女，也不问打得轻重，只要经常看得到女人的屁股被打就行。结果使县尉太太积下二百两银子，将丈夫归葬家乡。
这类代人挨板子的事其实相当普遍，明清时江南的城市中一般都可出钱雇乞丐顶替，按挨打的数量付钱，所以出现了代人挨打的专业户。当然还得买通衙役，他们得的钱比挨打的人还多。富户因欠交赋税被传讯时，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审，如果被判打屁股，就由衙役找人替代。明末中山王的后人徐青君，明亡后因财产被没收沦为乞丐，当了代人挨打专业户。有一次与人按挨打的数目议定了价格，谁知被打了一倍以上还没有打完。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这挨打的场所竟是他原来家中的大厅。
清朝末年废除肉刑，打屁股不再是法定刑罚。但不仅民间照打不误——从私塾到家族祠堂无不以打屁股为常刑，而且一些僻远县份依然保留着笞刑。北洋政府还一度恢复了笞刑，规定对小偷、斗殴等轻罪犯人如交不出罚金，可以打一顿屁股后释放。大概为了体现文明，还规定如果打的数量较多，一次受不了，可以分两天打。
不过这毕竟是回光返照，笞刑在中国法律上从此消失了。但一些人对这项持续二千多年的传统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不断用之于私刑。历次革命运动中，都不乏对"阶级敌人"打屁股的事例，"文化大革命"中就更普遍。红卫兵无师自通，抡起革命的板子，打向"牛鬼蛇神"的屁股。如四川大学一位著名的老教授，就被红卫兵剥下裤子打屁股;根据当时广泛传达的"清华大学经验"，有的"牛鬼蛇神"被打得屁股上露出骨头。直到今天，打屁股也难说绝迹，有的"乡规民约"或"族规"公然订着罚打屁股的条款，也是贪赃枉法的警察和恶霸、流氓常用的手段。
